两年前，供职于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的学者布莱恩•亚瑟(Brian Arthur)做出了一项惊人预测。未来二三十年，西方数字网络履行的功能最终将相当于美国“实体”经济的规模。亚瑟写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考察一下电子供应链、机器人、通信系统以及毫不起眼的条形码所做的所有工作，你会发现，根据生产率和产出计算，数字经济将“在规模上超越实体经济”。
这听上去很了不起，但也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随着数字网络规模的扩大，在未来的世界，那些有血有肉的员工要做什么？上月，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和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执教的学者西蒙•黑德(Simon Head)加入到这一辩论中来，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没头脑：为什么机器越来越聪明，却让人类越来越笨》(Mindless: Why Smarter Machines are Making Dumber Humans)。
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言，黑德极度悲观。因为这些数字网络——或者他用企业行话所说的“电脑业务体系”——的肮脏秘密在于，人类不知道如何还击。这些网络继续取代着原本由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让他们失业，或者让他们去做那些吃力不讨好、单调乏味的差事，而少数有技能的管理者（或企业所有者）精英却变得更为富有。因此，收入不平等程度继续加深，数字体系越来越多地指挥我们所有人该做什么，凌驾于人类常识之上。
黑德称，我们可以在金融领域看到这种情况，他指出，数字化使得一些公司创造出次贷业务。数字化正在影响医药领域，电脑系统会告诉医疗服务提供者开什么药。它还“占领”了很多制造企业。
然而，他宣称，沃尔玛(Walmart)和亚马逊(Amazon)等公司才向人们提供了关于未来（以及数字地狱）的真正预体验。由于亚马逊提供了极其高效的购物体验，因此“亚马逊”一词常常让人联想到它给消费者带来的快乐，但在该公司仓库工作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电子监控的世界里，这是一份低薪且重体力的工作。当然，对于很多独立零售商、供应商和作家而言，亚马逊的崛起也让人感到痛苦不堪。
从一个层面上来说，黑德的怒气并不新鲜。一段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撰写有关数字化革命的文章（要查看更为细致且更为乐观的叙述，请看这本优秀著作《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作者是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和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但在黑德的观点中最有趣的可能是，尽管他是从愤怒的左派角度去写的，但甚至连他都无法找到答案。
与19世纪那些简单地捣毁织布机的早期勒德分子不同，黑德并不想禁止条形码。他希望在一个新的尊重员工（或者至少关注员工多于关注那些机器人）的企业文化中，有“薪酬更高且技能更高的工作，组件化软件技术只是用来补充而非取代员工技能”。他列举了一些“历史旧案，在这些例子里，一些另类的、有利于员工的文化已逐渐生根”，但他也承认，“这些不会在其他情形下被轻易复制”。
因此，他称赞“德国那种共同决策和劳资结成伙伴关系的文化”，或者“英国的约翰•路易斯合伙公司(John Lewis Partnership)，该公司由员工所有，是英国最优秀的高端零售连锁”，或者“像林肯电气(Lincoln Electric)那种非凡的（美国公司）”。但他还警告称，“如果人们认为，在美国，这些另类工作文化的范围将自发扩大，那将是一种妄想”。亚马逊的例子太具有说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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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的数字化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场革命是看不见的。因此，尽管“人们对工厂高墙背后发生着什么日益清楚的了解，引发了对19世纪冷酷资本主义日益激烈的反应，但是组件化软件技术是相对无形的”。它们就像是黑洞：你感觉得到，但看不到。
如果你想乐观一点，那么你可以期待，这种愤怒只是一个中间阶段。当数百万人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失去农业工作时，没有人预测到这些劳动者可以在工厂找到工作。但我们也可能会设想一个更为黯淡的未来：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另一本发人深省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所写的那样，目前还不清楚，什么能够阻止这种数字化趋势及其引发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
不管是哪种设想，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才刚开始了解这个数字化“第二经济”的全面影响。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更为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就从下一次你扫描条形码或者在亚马逊下单时开始——它们所带来的便利是如此有欺骗性和诱惑性。
译者/梁艳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