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实验性与监管的连续性本身存在矛盾，监管者通常需要通过更新现有法律体系使其与创新性服务相适应，否则就会阻碍创新。
将分享经济看作市场经济和礼物经济的“过渡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体现了作者理论创新的勇气。
书中总结出的三种新的监管方式——对等监管、自我监管、委托监管，十分值得重视。
当礼物经济从仅限于“关系紧密的社群”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时，分享经济已经成为了一个规模化行为，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分享经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它并不仅仅是在传统商业上启用新的数字化形式做简单的“互联网+”，而是让用户以低成本获得之前无法拥有的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是一种全新的商业革命。
未来，分享经济一定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分享经济将推动产业的发展和变革，成就企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协同。
分享经济推动着我们迅速进入一个“分享新纪元”；同时，也酝酿出巨大的商业和创业机会。全球超级独角兽（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中，分享经济型企业超过1/3。
分享经济和传统的经济形态最为重要的区别就是信任，不仅是对机构的信任，还有对品牌的信任。
分享经济是闲置资源再分配，从而产生新价值的一种全新商业模式。
代表了人们对公共设施、资本、劳动和就业的思考上的一切深刻转变。
分享经济就是一群消费者通过一个平台与一群供应商取得联系，并获得服务。这并不是一种业务，而是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分享经济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地带，在这里，雇主和雇员的边界是模糊的。
分享经济，不仅增加了人们赚钱的机会，还让更多闲置的资产产生价值。
重要的不是我们面前有多少困难，而是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方向。
所有这些产品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用更少的车满足更多人的出行。
创新的实验性与监管的连续性本身存在矛盾，监管者通常需要通过更新现有法律体系使其与创新性服务相适应，否则就会阻碍创新。随着人类进入了分享经济和数字化时代，许多原有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政府的监管方式也必将逐渐发生演变。
促进轻资产（asset-light）一代的崛起
我们称之为“分享经济”的各种行为（组织）都是未来社会的早期模型，未来点对点交换将越来越流行，“群体”将代替公司成为资本的中心。
工业时代只是人类历史的短暂一瞬，而且认为分享经济的交换方式、商业模式及雇用方式都是历史的延续。
数字技术就要把我们带回过去熟悉的相互分享、个体经营以及以社群为基础的交换模式中。从分享经济的基本属性和协作方式上看，它都不是“全新”的。
首先，科技拓展了我们经济行为的“社群”范围，超越了家族、朋友圈，扩大到了由数字技术按照需求划分的亚群体，使我们能参与到社会学家朱丽叶·斯格尔（Juliet Schor）所谓的“陌生人之间的分享”中。
其次，科技推动资本市场蓬勃发展，促进“分享”和创业行为急剧扩增，超出过去水平几个数量级，商业资源从传统大公司流向了数字时代的创业群体。
图0.2 部分分享经济平台及其截至2015年的风险融资情况（单位：亿美元）
分享经济将迅速改变工作的意义，我们对市场的监管方式将根本改变，基于雇用方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受到巨大冲击。
将自己创立Airbnb这段勇闯创业领域的经历视为他人生的第五个阶段。
‘充气床和早餐’（AirBed and Breakfast），也就是‘Airbnb’的由来。
布莱查克杰克在201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小组讨论会上表示：“至今为止，有7000万人租住过别人的房屋，而仅去年一年就有4000万人，所以去年一年的人数就超过了以往的总和。”
我时常感到Airbnb的商业模式充满希望，一部分原因就是它的高效率。
它早已成为了一个成熟的组织，它的公共关系、市场营销都是我所见过的分享经济创业公司中最优秀的。
我想我们重新思考了很多才开始了我们的核心业务，形成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设计出来的，我从不相信必然和命运。我只相信不管你有没有设计出一个文化，它都将诞生，所以你最好还是自己设计它，否则可能你一生都无法喜欢上它。
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人生哲学——设计你的世界。如果你不设计，别人会替你设计，但你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喜欢上它。
按需经济的崛起。
一部分原因在于，滴滴的企业文化中将社交性和竞争性独特地结合了起来，而另一部分则归功于程维自身对军事历史和战争策略研究的爱好。
随着完全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成熟，类似滴滴这样的应用预示着一种新的以人群为基础的公私伙伴关系，即并非创建新的集成中心化系统，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利用分散的过剩产能，这些应用能否给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另一种思路。
可能利用数字平台开展工作的灵活性和舒适性是全职坐班工作远远比不上的。
就算多媒体平台上的弹性工作很吸引人，甚至很带劲，但人们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稳定收入使我们能够预期未来。
随着各平台不断专业化自己的服务，未来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将更严重。
Luxe的服务就是利用GPS提供个人泊车服务。
除了Luxe，其他比较流行的服务包括：一小时内帮人购物并送货上门（Postmates）；上门整理物品（Shyp）；上门取衣，清洗后送回（Washio）；遛狗（Wag）；送餐上门（Munchery）；送饮料上门（Minibar、Drizly）。
未来的经济是仅仅服务于少数优越的人吗？如果分享经济的高效率使经济依赖于点对点平台，我们怎么让平台上的工作者纳入如医疗保险、职业保险、带薪年假及孕产假等的社会保障里面去呢？
齐默及其首席执行官洛根·格林（Logan Green）先创立了Zimride，一个跨城搭车系统。
“扭转”（pivote）是硅谷人常用来形容转变新的商业模式的词语。
在搭车应用平台中做得最好的就是总部位于法国的长途拼车网站BlaBlaCar，它通过连接有空位的汽车和想购买空位的乘客，帮助了大量消费者出行，仅2015年它运送的乘客量就超过了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Amtrak）。
“最初的动机就是消除浪费，空空的汽车开在大街上，那种浪费真是让人难受。”
马塞拉继续解释：“我喜欢优化所有的事物，如今优化汽车使用率有着巨大的潜力。”
2014-2015年，马塞拉的公司兼并了分别来自五个不同国家的五个此类型的公司，从而扩大了公司规模
这个公司看起来运行得非常好——既像一个流线型的硅谷软件公司，但又具有明显的法国社会主义情怀。
“我们准备了250个名字，”马塞拉告诉我，“然后我们又缩减成了30个。我把这份名单发给了我的朋友们。一两个月后，我问他们‘你们还记得哪些名字？’，有超过半数的人提到了BlaBlaCar。”
他的信用概念建立在他称为D.R.E.A.M.S.的理论体系上，即坦率（Declared）、底线（Rated）、奉献（Engaged）、实践（Activity-Based）、节制（Moderated）、开放（Social），该公司也在不断深入对信用交易的探索。
与中国的P2P租车领军者PP租车一样，Getaround发展得很快，一方面得益于超过4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在“即时”模式上的赌博——预订一辆车立即就能使用，而不用经过主人同意——这个模式才真正从购买变成了共享。它的点对点租用模式是整个分享经济的核心部分，它是两种观点的完美融合：使用却不拥有，以及网络结构取代层级结构。
截至2015年，其他规模化的成功例子就几乎没有了，点对点租用平台更多的是提供公告栏式的服务，比如阿兰·伯格（Alan Berger）的邻居间的资源共享平台NeighborGoods。
很多在家庭设施租借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公司，采用了另一种更传统的短期租借形式：物品共享库。
他在2014年告诉在线杂志Shareable说：“我们见证了物品共享库诱生的创客空间（Makerspaces），我们还看到协作空间（co-working spaces）和创客空间不断增加物品库的内容。它是双向的，同时进化。”
高端服饰的点对点租借似乎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使用却不拥有比不断购买更符合人性。
出租收入的前景可能会诱发更多冲动购物。
在2014年我和她的一次对话中，她还特别指出将这种商业模式引入小众设计师中的价值，指出点对点租借行为使潜在消费者更容易感受到流行趋势，使相同品位的消费者聚集成一个社群，这样设计师就有了获得回馈和做市场调研的途径，与消费终端更加无缝对接
关键的挑战在于物流。这些服饰需要寄给使用者，使用后经过干洗再无损坏地回到主人手里，这些事情对于规模化的公司，如Rentthe Runway已经做得很娴熟，但对一些小型的点对点租用平台仍是一个挑战。
客户在事先约定的地点见面交接服装。
求克瑞向我解释他的商业模式，是由社区的志愿者建立一个地区“蜂巢”。
当地农民利用平台软件在当地的蜂巢中预先发布可提供的农产品及其价格
每笔收入中，志愿者获得一小笔酬劳（大约占总收入的8%），平台获得8%，剩下的收入全部归农民所有。
蜂巢中的欢乐氛围、快乐的笑脸以及社会关注度都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如同这样一幅画面：孤独的美国人推着购物车穿过霓虹灯闪烁的长长走廊。
人们需要接受一些不完美，因为毕竟只有人数有限的农民在与消费者点对点交流，要提供完美的服务是很难的。
作为一个社会，在这样一个工业时代，我们是不是对产品和服务质量中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方面过度投入了呢？如果我们回到点对点交易方式，会不会让我们自然像从前一样去关注真正重要的地方呢？
所有兴奋之下是一个理智的意识：现有经济正在大量浪费资源。
如果你能连接有资源的人和愿意购买这些资源的人，你就是在减少浪费，同时也建立起了一个更高效的系统。
网络驱动的市场就是一种“社群”，在这个社群里，苏罗维奇所说的连接机会就可以实现。
OuiShare试着展现它一直推动的对话机制，有诚意地尝试创建一个具备合作决策机制的协作组织，这样的决策过程更重视意见一致性而不是决策速度。
在这些实验中，连接者及其成员都可以连接到分享的知识、工具以及全球化的可以从中学习和汲取灵感的人际网络中。
工业革命本应该扩大物质丰富性和人的自由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焦点转移到私人积累而不是广泛的繁荣和自由。
如果没有社交媒体，分享经济可能不会以现在的面貌存在。在某些方面上，它奠定了目前平台所依赖的数字路径。
分享经济自然地跨越了市场经济和礼物经济，成为了它们之间的过渡态。
“分享经济”或“群体资本主义”的范畴
这种经济体系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1）高度以市场为基础：在分享经济下的市场里，商品得到充分交换，新的服务层出不穷，经济更具活力。
（2）资本高效利用：分享经济给所有资产都带来新机遇，从各种设施、技能到时间、金钱，它们的价值都得到最大利用。
（3）具有群体网络结构，而非中心化或层级化结构：资本和劳动力来自去中心化的人群个体，而不是来自公司或国家组织；商品交易的预期取决于群体分散的市场行为，而不是中心化的第三方组织。
（4）个人行为与专业行为界限模糊：劳动力和服务的供应商经常将点对点的行为商业化和规模化，比如搭车、借钱等，而这些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个人行为”。
（5）全职与兼职、正式工与临时工、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模糊：许多传统全职工作被合同工替代，这些合同工同样保证工作时间和单位工作量，同样具有经济支持和企业管理。
尽管我认为“群体资本主义”是对此最准确的表达，但我在本书中仍继续使用“分享经济”，因为这样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在说什么。
“兼职经济”“对等经济”“租赁经济”“需求经济”（风投资本家克里斯·迪克逊[Chris Dixon]则认为最后一个词更准确）。
雷切尔·博茨曼和路·罗杰斯（Roo Rogers）合著的《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What’s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以及丽莎·甘斯基（Lisa Gansky）的《聚联网：商业的未来》（The Mesh）。
亚历克斯·斯特凡尼（Alex Stephany）在最新著述《共享经济商业模式：重新定义商业的未来》（The Business of Sharing）中的观点。
作者认为，20世纪可以被定义为“超前消费”（hyper consumption）的世纪，而21世纪则会成为“协作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世纪。超前消费的基础是信用，而协作消费的基础是声誉；超前消费靠广告来左右消费者的选择，而协作消费靠社区互动来驱动；超前消费追求所有权，协作消费提倡分享。
协作消费的核心协作可能是本地化、面对面的，或者它可能使用互联网去连接、结合、形成社群，并针对某人或某事形成‘多对多’的点对点交互。
核心是指“一种网络，允许任何节点在任何方向上与系统中其他任何节点连接”。换句话说，它是根茎似的组织，而不是线性的。
“网”有五个核心功能：
（1）可分享性：产品和服务可以很容易地在社区内分享，这样的社区可以是任何形式（本地化或全球化）。
（2）依靠先进的数据网络：有了数据，才有了分享的内容和实时跟踪的工具。
（3）即时性：商品可以随时随地分享。
（4）广告被社交媒体的推送所替代：比如前面提到的平台以及Facebook、Twitter等平台中的用户推荐。
（5）网化的经济具有全球规模化发展的潜力。
利用先进的信息系统，网也能更有效地配置实物资产，从而提高了效率底线，降低自然资源的压力。
“网”是“创造新经济形式、改造旧经济形式的下一个重大机会”。
“分享经济的价值在于将未充分利用的资产发布于网络使社群中的人看到，同时还减少了占有这些资产的需求。”然后他解释了定义的五个方面：
（1）价值（以货币为媒介或直接以物易物的交换创造了经济价值）；
（2）未充分利用的资产（类似于博茨曼提出的闲置产能）；
（3）在线可访问性（互联网激发的能量）；
（4）社群（通过社群信任、社会互动及共享价值促进更多交换）；
（5）所有权需求的降低（商品成为服务）。
本科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01年以来维基百科快速发展的启发，发现了社会分享和交换的优势，并预测分享即将成为“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的核心——如信息、文化、教育、计算和通信等行业”。
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技术通过基于社会关系的分散生产形式来解决各种配置问题，而不是通过市场或层级结构”。
而数字技术促进了这个新模型的出现：
在工业社会中，高效经济行为的货币成本将分享行为推到了边缘——在发达经济体中推到了家庭内部，在全球经济体中也被推到了边缘，仅仅存在于关于礼物的人类学研究课题中或者存在于公有财产制度的文件中。但数字网络中的新兴投资重组——特别是计算能力和交流能力的用户资产化现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个效应。
这些“设计冗余”和“利用度中等”的物质商品代表了未充分利用的物质资本资源。
点对点经济建立在分散的资源和连接资源的分散式入口的基础上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网络中的事情，而不只是有资格的个别人。
在点对点项目中，信息交流是分散的而不是分阶级的。
这里不仅有以金钱为唯一标准的商业经济，还有分享经济。分享经济里不再只认金钱，它是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分享经济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定义——或者说，可以用任何词语来描述分享经济——但唯不能用金钱来定义它。
任何一种分享经济都可能为参与者产生更大范围的可用选项和使人们能更专注于长期目标（比如可持续性）；同时也会使人们增加对社会的依赖感，而不是依赖于促进商业活动的各种经济因素。
分享经济与商业经济之间的区别不但不会继续存在，它们还会进一步融合。
它预示了从非面对面、非个体间的20世纪资本主义向新的交易方式转变，这样的交易方式与社群更加联系紧密，更植根于社群，反映着更清晰的分享目的。
社交比商业更能推动交换。
我发现在分享经济中逐渐展现出来的许多特征与过去我们在礼物经济中观察到的情况有很多共同之处。
礼物经济的三个义务：给予、接受和互惠。
礼物与社群之间的连接——在书中做了描述：“第一，与商品销售不同，礼物赠予是要在相关双方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第二，当礼物在一个群体里流通，这样的商业形成了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出现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内聚力。”
礼物与商品交易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礼物在双方之间形成了情感纽带，商品交易却并不会带来任何必要的联系。
礼物的商品价值和消费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但任何一次礼物交换或赠予行为的真实意义都在于增强社交凝聚力。
其次，礼物经济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不会寄望于双边互惠。以物易物的经济不是礼物经济。
海德认为礼物经济的精神产生了一种文化，它能与环保责任和可持续生活方式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繁茂的森林事实上就是人类将其视为礼物的结果。”
在礼物经济中，债务可能存在，但不会有明确的债务额。
换句话说，在礼物经济中，尽管有人欠了一些东西，但不会有具体数额，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会指望有其他人会真的偿还给出借者。但如此彻底互惠的礼物经济有时也会有要求群体中所有人都需要立即偿还的债务——比如在亚马逊网站以及Airbnb等点对点市场平台上，需要所有人都及时做出评价的“回馈”行为。
再次引用海德的话：
许多人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消极面和积极面对立起来而引起争论。然而，此类争端由来已久，因为这是部分与整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矛盾点。每个时代都在两者之间找平衡，在一方占主导地位时总是又会唤起另一方的崛起。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整体没有个体，个体无法获得利益，我们将失去广为人知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好处——它独有的自由、创造力、个性以及物质的多样性，等等。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市场起作用，特别是把所有礼物都变成商品，礼物交换的社交成果就不复存在。只有在某一点上，商业才会正确地在社区的分裂与人性、创意和温情之间找到平衡。
今天的分享经济已经是一个规模化的行为，从原来的“关系紧密的社群”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联系松散的由半匿名的成员组成的数字化社区。
将这些新兴的经济行为视为礼物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过渡态。
住宿：Couchsurfing、Airbnb、OneFineStay
这期间没有任何金钱交易，系统也不会跟踪你的记录来看你的获得与付出是否一致。
它与从前不正规的沙发客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依赖于网络科技，它是通过平台而不是通过与对方以往的交往来建立信任感。
人们的热情好客以及想认识更多人的渴望才是Couchsurfing成功的推动力。
无数会员在到达新的城市时并不急于找住所，而是通过Couchsurfing找到自己的社群。
与Couchsurfing供应者的社交需要引发的动机不同，Airbnb供应者的加入是因为他们有空房而且想租借出去获得利润。
平台上的评价留言通常也会成为“礼物回馈”的一部分。积极正面的评价会帮助房主将来获得更多的业务，对房客的好评也能使他将来更容易预订到房间。
更接近于市场经济的是OneFineStay。
虽然房间是由别人提供的，但是客房服务却不是由房主提供，而是由平台提供的。
融资：Kickstarter、Kiva、Funding Circle、AngelList
典型的众筹平台Kickstarter为各种类型项目提供了融资途径
在很大程度上，Kickstarter上众筹行为的心理中社交成分比商业成分更多。它的规则也与慈善捐赠类似，所以它更像礼物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
另一方面，Kiva上的不同项目之间为了同样的融资来源展开竞争，所以它的确会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存在。
所以Kiva在分享经济中属于介于礼物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类别。
连接创业者与天使投资人的网站AngelList
服务平台：Trade School、TimesFree、TaskRabbit、Handy
Trade School是一个原创的同伴学习平台，OurGoods是一个以物易物的市场平台
在Trade School里，平台里的“老师”分享知识和技能以此交换其他人的知识和技能或者其他的实物，但不会换成钱。
儿童看护合作社群的应用平台TimesFree也是具有市场经济成分的礼物经济的代表
类似TaskRabbit和Handy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就只有很少（如果有的话）的礼物经济成分。
分享经济是多样化的，不仅仅局限于产业、服务和商业的各个模式，它分布在市场经济到礼物经济之间的所有状态中。它既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奉献者，也不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它的多样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分享经济这么受欢迎，以及有着巨大潜力。虽然不算政治中立，分享经济却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形式——有意思的是恰好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而且似乎对于政治和经济立场处于两个极端的人们的需求和期望，它都能够满足。更重要的是，对于两边都不支持的人们的需求，它也能满足。
从暴力到教育问题等一系列世界性的难题都发源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度不够。
数字化的连接与社交机器人让我们产生了‘我们不需要友谊也能成功’的幻觉。我们各自的网络生活让我们彼此疏离，即使我们的身体待在一起。
担忧技术进步的力量“已经相继摧毁了所有过去建立起来的社会文明：通过缓慢的时间侵蚀或者暴力革命将传统文明一个接一个驱逐出去”。
Meetup是目标驱动型，而不是社会服务型，数百万人聚集成小团体是为了学习、探讨共同的话题，集结成社群反而成了副产品。为了共同的利益将分散的社区重新聚集起来，他们也许就是21世纪高度个性化的数字化“扶轮社”吧。
或许未来分享经济会持续打破商业经济和礼物经济的界限，将在我们每天的经济生活中创造出更高层次的连接——比如寻找住宿、开车上班、吃饭、购物等——同时会产生新的社会文明去代替迪尔凯姆曾经惋惜的我们在工业革命中失去的那些。
如今，人们能建立起一种新的信用关系：对网络形象的信任。这不是一个社会的增量变化——它不是比以往变得更多或更好——而是一种颠覆性变化，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社会的基石——人际信任，从稀缺变成了一个丰富的资源，人类合作和价值创造的潜力也随之变化。
——费雷德里克·马泽拉，BlaBlaCar联合创始人
分享经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我们等待已久的数字化推动力量的汇聚
其中主要包括智能手机的大众化、无线宽带网络的普及以及真实社交网络数字化形成的信任体系。
为什么eBay和阿里巴巴比分享经济出现的时间早很多年。
第一，它们专注于零售交易。
分享经济更趋于促进或提供服务，而不仅仅是商品交易。
第二，eBay中的交易是不同步的，同时也是“评价程度低”的。
分享经济却经常带来同步的、评价程度高的交易。
第三，在eBay上，交易双方的距离对交易质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点对点市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发展尤其迅猛，也更具优势，因为当参与者生活得很近，他们合作起来就更有效率。
图2.1 2015年各种行业中的分享经济平台
Craigslist虽然是全球规模，但总是本地化运作。
另一方面，Craigslist缺少很多今天的分享经济的因素。最显著的一个因素是信任。
在经济足够数字化之前分享经济的美好前景并不能完全实现。
第一种力量是事物的信息呈现方式，特别是以数字形式来传达信息。
第二种力量是硬件能力、带宽、硬盘以及伴随着的数字设备微型化的持续指数级增长。
最后一个力量很小，却是前两个的增强和补充力量。
这就是持续增长的模块化编程能力，它使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得到聚合、编纂，最终整合成标准化的软件平台。
我列出了这三种力量带来的四种额外的影响结果，这四种结果对分享经济的出现和不断进化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
（1）数字技术消费化；
（2）物理数字化；
（3）去中心化的点对点模式的出现；
（4）信用的数字化。
iPod并不只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消费产品。作为一个成功的专为个人，而非企业、政府开发的大众化产品，它代表了一个拐点，数字化发展重心变化的拐点。
数字技术的“消费化”。人们不再宣称硬件和软件的开发必须首先考虑企业和政府的需求了。事实上，今天IT行业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个人消费者产品的开发。
物联网。就在不久的将来，每个“实物”都会具备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潜力。
在不久的将来，更多平凡的物体能通过网络相互传递信息进行对话。
因为这种智能虽小，但它能更低廉、更容易地植入实体中，从而提高跟踪这些物体的能力。
物体的“可租借性”也在提升。所有种类的按需服务在物联网下变得越来越可行、有效和普及。
3D打印技术和叠层制造。直到现在，如果你想进入实体的制造业和销售业，你都必须具有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比如通过批发和零售网）。
改变这一切规则的技术就是3D打印技术。工业时代——典型的生产方式就是削减法；它从实体材料开始——木材、金属、热加工树脂——然后通过工具、机器和模具削减部分材料得到最终的产品。而叠层制造法正好相反。它从设计开始，然后利用“打印机”一层一层构建起一个实体物。
即将到来的叠层制造时代同样能极大地改变许多实体工业的经济模式。
点对点交互式商业潜力正在飞速增长。交易的是纯数据而不是实物，也不再需要传统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微型创业者（比如那些在Etsy等平台上出售3D打印的手工艺品的人）构成的小批量生产经济将发展迅猛。
Napster使所有网络中的用户都可以搜索其他用户电脑中储存的文件（主要是MP3格式的音乐文件），然后直接从别人电脑里下载下来，没有数量限制。这项服务迅速流行，很快用户人数就达到了8000万。
Napster被认为是第一代点对点服务平台的代表。虽然Napster倒闭的原因很大部分来自唱片行业的反对，但它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意为致命弱点）是它的技术设计。
这个集中式索引意味着它有一个中央故障点。如果这个索引被关闭了，即使两个点之间想分享音乐，他们也找不到彼此。
不再有中央数据库，索引设计成分布式的。或者说，连接入网的电脑可以直接查询网络中的其他电脑哪些音乐可以下载。如果遇到Napster的情况，也不会出现网络停运，因为这里没有中央故障点。
“群体”——表现为一个分布式和部分重复的索引，而不是一个中心化的服务器
每个后来成功了的点对点文件分享网络平台都使用了在这个去中心化、重复索引方式之上的一些变体。2009年，电子货币比特币的出现体现了迈向去中心化点对点技术的重要一步，不仅将索引去中心、分布式化，而且将区块链这个具有匿名账目的金融交易也同样实现了去中心化和分布式化。
比特币第一次让我们有了相互传递数字财富的方法，而这些传递又有安全保障，每个人都知道交易发生了，没有人可以挑战它的权威性。这个突破性技术的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
分散的点成为市场的创造者。
分享经济使我们彼此的信任程度达到了令人惊讶的水平。
过去几年里分享经济的爆发应该归功于我们与陌生人之间迅速发展起来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不同的系统产生可靠的数字化信息建立起来的，这些信息组成了所谓的“数字化信用基础设施”。
将信任定义为：在知道别人的行动前愿意致力于合作。
第一，需要确定真实性。
第二，需要评估意图。
第三，需要评估专业性和能力。
交易风险越低，越容易建立足够的信任。这就是为什么eBay等平台会在网络发展的初期就发展到了很大规模，而其他如BlaBlaCar等平台花了15年的时间才达到人口规模上的成功。
我认为在半匿名的基于点对点网络的背景下，信任是从下面五个因素中发展来的：
（1）来自之前的互动；
（2）通过学习别人的经验；
（3）通过品牌认知；
（4）依靠数字化的社交资本；
（5）通过外部机构或实体的认证，数字或非数字，政府或非政府。
信任是随着每个正面的经历逐步累积的。
当其他人的交易历史被数字化，并通过在线信用系统进行公开，我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就得到提高。
之后还出现了建立在品牌认知上的信任。
品牌和平台认证在今天的分享经济中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社交资本定义为，一个人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可能获得的资源的总和。
如果你和某人有共同的朋友，你就会更加信任他们，也许是因为你认为他们和你的关系更“接近”了，也许是因为你认识到分享的友谊可能会阻止不良行为。
连接家庭、朋友、同事和兴趣团体的协作技术和社交媒体并不仅仅是一时流行，它们是未来市场的流通货币。
真实世界的社交资本实现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了真实性、意图和可靠性的有力依据。
信任经常来自于外部机构的认证，而外部机构往往与交易没有关系。
一旦这些真实世界形成的认证被数字化，它们就通过将原来仅在真实世界有效的信息运用到网络上，从而拓展信用基础设施。
2015年的分享经济里，这些信用基础设施大体上都是各自孤立的。
一个建立在马德里的创业公司Traity正在建立一个通用的可移植的信用平台，有望助力于更大范围的点对点交流，不管是在线还是离线。
在Traity上信用的一小部分来自你在比如Uber、eBay等平台上用户的反馈和打分。
任何让陌生人相信你会言出必行的事情——或者回到科尔曼的定义，任何能让你在知道别人的行动前愿意致力于协作的事情——都可以可靠地被数字化，然后增加到你的在线Traity信用里。
城市就是分享经济。
作为一名城市公民，你自然就习惯于一个分享的世界，而不是一种排他性的所有权。
城市越大，人口密度越大，那些需要地缘优势的点对点交易就更容易发生。
这对于自然来说是真正的利好——新商品的制造、包装和运输带来的生态破坏被降低，进入垃圾填埋场的物质也会更少。
分享经济中蕴含的理念是“我们能及时达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速度、规模和局部适应的唯一方法，从而阻止迫在眉睫的灾难性气候变化”。
市场就是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供需关系决定价格。然而，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层级制，我们一般将公司或机构（或政府实体机构）归为这个范围。
“大片的绿地被红线相互连接起来”，而不会写成“连接着绿点的红线网络”。
技术进步似乎加强了从市场向日益复杂的层级制的转变。在这个背景下，马隆、耶茨和本杰明（以下将此三人简称为MYB）的预测——数字技术会将我们带向相反的方向——看起来就更令人吃惊了。
在市场中，经济行为的组织是基于生产成本和不同事物间的协调成本的相对大小。我们将后者称为“外部协调成本”。
MYB认为要考虑到两个额外的因素：产品描述复杂性和资产特异性。
因为高度复杂的产品描述需要更多的信息交换，它们也提升了层级结构在市场中协调成本的优势。因此，描述复杂的商品的买家更有可能与单一供应商形成亲密的、层级结构的关系（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而简单描述的商品的买家（股票或分等级的商品）可以在市场中更容易地对许多备选供应商进行比较。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整个市场处理商品复杂性描述的相关费用减少，因此使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变得适合更大规模活动
资产特异性衡量了投资于某个特定交易，比重新部署用作其他用途有更高价值的程度。
图3.1 一个简单的MYB框架的示意图
数字技术的进步在许多经济活动会降低资产特异性
近来IT业的发展提供了更高效的市场机制，从而显著地提升了市场经济运作效率，因此降低了相关市场交易成本
在这些创新活动下，一个公司简单地“向人群外包”，而不是由一个特定的合同供应商提供公司需要的东西，这种外包主要通过在数字平台上发布的一系列挑战或需求，让好的想法自然地浮出表面，然后吸收这些创新并将其用到生产过程中。
这个社区对这些设计进行投票。基于票数和社区的其他规定，每周大约选出10个设计。
一方面社群已经从仅仅提供思想（开放式创新）演变成提供真实的服务（分享经济）；另一方面，人们会不会将Uber、Airbnb看作是有着成千上万（可能很快会有百万级）的小承包者的规模巨大的“微外包”操作呢？
我认为将这些新机构看作纯市场和层级结构的一种混合体会更具实用性。
表3.1 平台：层级结构、市场，还是混合体
除了Airbnb、Etsy和BlaBlaCar，还有劳动力平台如Upwork和Thumbtack、社交美食平台如VizEat和Eatwith、本地导游交流平台Vayable（由分享经济先驱人物黄蕴瑶[Jamie Wong]所创立）等都明显更像市场，驾乘分享服务平台Lyft和Uber介于两者之间，专注于服务和劳动力的平台如Luxe、Postmates和Universal Avenue都比分享经济平台的平均水平更接近层级结构。
判定相关的点对点租赁平台是否可能出现前对某个产品进行评估：即产品有多少价值（成本）和所有者对该产品的集中使用程度（使用频率）。
低使用率、高价值的产品（图3.2中右下方）是“网络敏感点”。
点对点租用一辆价值3万美元的汽车有一定意义，但对价值100美元的吸尘器意义就不大了。
图3.2 甘斯基的“多孔状”网络的一个示意图
在真正的点对点平台出现前，这类服务首先需要对保险模式进行创新。两个在美国推出的点对点汽车租赁平台，Getaround和Turo，都首先花了一年多时间与保险公司一起设计并商业化了一种全新的保险产品，它包含从物主到非物主的租金。
尽管个人住宅使用频率很高，但因其基础资产价值很高，即使很小的闲置产能也能带来很高的潜在租金。Airbnb的成功证明了其释放潜在租金价值的能力。
就像相应资产特异性能决定特定商业经济活动是按照层级结构还是市场进行组织的道理一样，通常会有相应的资产特异性决定客户如何从产品中获得价值——而这种特异性越高，我们就越不容易看到点对点租赁市场的出现。
从产品中获取价值所必需的专门学习水平越高，该产品越有可能留为私用而不会用于租赁。
如果潜在租金在其主人的收入中占比更高，其租赁市场也将更有可能会出现。
所有权价值较低的产品尤其适合点对点租赁。
资产的折旧速度与其可租借能力有着复杂的关系。
另一方面，其价值不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东西，其“空闲资源的价值”寿命更长，更适合点对点租赁。
2013年，雷切尔·波茨曼提出了一个组织“协作经济”的框架，列出了经济活动的四个宽泛的方面：协作生产、协作消费、协作金融和协作教育。
（1）协作生产涉及通过协作网络来设计、生产和销售商品。
（2）协作消费通过分享再分配来寻求资产最大化。Airbnb和Getaround就是很好的例子。
（3）协作金融包括协作形式的融资，如Funding Circle、Kiva或比特币（在没有传统的第三方中介情况下使人们进行交易）。
（4）协作教育包括协作形式的教育，如Coursera和edX，它使世界各地的人不管是否是在校的学生都可以学习顶尖大学的课程；或Skillshare和Trade School，可为知识学习提供点对点模式。
他的协作经济蜂巢结构在2015年提供了分享经济的细致分类，同时也是一个对这种跨行业的新经济组织形式的适用范围和影响的实用追踪方式。
图3.3 协作经济蜂巢结构3.0版
（协作经济让人们相互之间就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蜂巢结构是灵活的，可以在已有的结构上随时加入、分享和增长。在蜂巢机构1.0版本中，只有中心区域的6个类别：资金、商品、食物、服务、移动服务、空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蜂巢结构2.0版在1.0版的基础上，扩充了另外6个类别：学习、健康、物流、企业和组织、公共设施、市政。在最新的蜂巢结构3.0版中，又增加了4个类别：劳动力供给、美容与保健、分析与声誉、交通工具，目前共计16个类别）
http://bit.ly/Honeycomb3（高清图下载）
想想赌博没有赌场、股票交易没有交易所、房地产交易没有契约、商业交易没有票据交换所——这就是我们即将进入的世界。而今天的我们对此才刚刚略知皮毛。
——弗雷德·威尔逊，纽约知名投资人
OB1会进一步推动OpenBazaar的发展。OpenBazaar是一个开源的去中心化的市场协议。
OpenBazaar致力于“零费用”，以此说明因为交易中不存在政府或党派，所以没有任何费用。
中央权威无法利用具有网络效应的市场力量从交易者中获取租金。
OB1从属于新一代的点对点系统，这个系统有望在未来几年里极速扩大分享经济的潜力，使大众从资本和劳动力的来源变成通过分散的方式真正拥有和运行市场的力量。
旧金山数字支付公司Ripple Labs，这个公司正在构建一个基于区块链的银行间结算市场。
你获取及随后拥有比特币的行为以一个或多个条目的形式存在于一个公共账目（即区块链）中，在这里面你的身份通过匿名的安全“密码”来认证。
OpenBazaar和La’Zooz（以色列一家区块链式拼车应用）。
去中心化点对点市场的许多重要构件都部分类似比特币的思想。
因为你是私钥的唯一拥有者，一个加密消息只能来自你。又因为你的公钥是公开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确认这是你的签名。
比特币使用公共账目，即区块链。每个比特币的用户都有这个区块链的副本，它包含了每一个比特币自诞生以来的交易情况。
委托“大众”来维护账目的完整性。
继续依赖于基于大众的交易确认方法，但人为地增加了验证过程的复杂度。
挑战的“赢家”被奖励新的比特币（截至2015年，这个奖励是25比特币，价值几千美元）。这个交易验证、解决挑战、获得赏金的过程被称为“挖掘”新比特币。
区块链对“无许可创新”的发展发挥的作用就像TCP/IP协议之于互联网。
确认身份的数字签名；存储在每个客户设备里的分布式账目（区块链）；群体共同确认每笔交易；为避免潜在的主宰区块链的情况发生有必要使结算工作具有挑战性；以及有必要使用一定激励（相当于钱，通常称为“硬币”[coin]，它是从内部系统产生的）让大众对有挑战性的验证交易工作感兴趣。
点对点支付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商业应用。
将区块链形容为“以资产交易为目的新数据库技术”，同时他还看到了，在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新市场中，在忠诚度点数、移动分钟数、礼品卡，当然还有一系列金融资产中潜藏的巨大力量。
分布式哈希表，就是将Gnutella的方法努力改善的结果，它是一个在分布式网络中进行搜索的更复杂的索引方式。它在分解索引、复制索引、分发信息上更明智，这种方法使搜索结果更可靠。如今最流行的点对点文件分享技术，比特流（BitTorrent），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在OpenBazaar里，合同相对简单，将受信任的第三方作为公证人——在OpenBazaar中，这个公证人可以是任何其他客户端。
智能合同的前身是在类似iTunes等媒体存储播放器中使用的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在此系统下你付费观看的电影在24小时后自动失效
点对点交易合同的风险可以通过引入三个新的前提而减少：自动性、自足性、分散性。
因为我们没有达成互联网的基本原则——自由言论上进行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代码进行管理已然失败。目前尚不清楚对人类的限制是否能同样限制智能合同的有效性范围。
在每个应用程序里都嵌入了一个“挖掘应用”，旨在鼓励用户的早期参与。
作为一个发展融资协议的机制，发行新货币的点子也许是一个来自加密货币领域的最有趣的经济创新之一。
同样重要的是要将硬币不仅仅想成是货币，而是作为价值储存手段，就像一个私营公司的股票。
因为其较低的交易成本，新的去中心化点对点市场将会促进许多新形式的经济活动。
谷歌和Facebook已经表明，在一个以去中心化方式发布信息的世界里，通过引导搜索可以获得巨大的市场价值。
任何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服务，让我们迅速可靠地搜寻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或服务，就很可能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
但即使是在一个分散的点对点世界里，品牌的信誉也可能会有更少的组织性和更多的资本导向性。
亚马逊目前在美国网上零售业取得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早期投资，以及它已经建立起来的比竞争对手更快、更便宜的物流能力（现在成千上万的卖家通过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借助于它专业物流能力同时也要将自己的利润分给亚马逊一部分）。
也有可能中心化调控的点对点快递服务的去中心化替代品Deliv（以众包方式做当日送达服务的快递服务公司）可能出现，在区块链经济中添加物流层面。
当实时运输中，中心化控制和去中心化信息之间的平衡远胜过建立的各个系统。
风险投资家克里斯·迪克逊于2014年在他的博客上写道，比特币让类似国际小额信贷、计算能力市场、获得推崇的社交软件和其他小额支付等活动变得可能——不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这些价值，而是因为过去交易成本太高。
2015年春，纳斯达克宣布计划利用区块链技术支持发展分布式账目功能以提高证券交易的完整性、审计能力、管理能力和所有权的转移能力。
前景却是（全自动）物联网下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市场。
分布于所有客户端的账目表会随着时间变得非常巨大，基于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发展前景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与过去的小企业不同，虽然许多Etsy的卖家创业者可能“很小”，但他们的覆盖面却“很大”——这个平台使他们一下子就成为了全球化的企业。
汽车共享平台Turo（创立时名叫RelayRides）也具备同样的供应者规模。
2015年Turo专注于旅行者到达新城市时对汽车租赁的需求——它是点对点版本的Hertz公司，而不是一个基于大众的Zipcar。
大卫现在一边购买二手车，一边雇用当地技工来维护他的车队，同时还一边向提供车位的人分享他的利润。
这些例子强调了向分享经济的转变对总体经济可能带来至少四个重要的影响：
（1）资本影响的变化；
（2）更丰富的产品多样性和访问模式差异性带来消费方式改变；
（3）规模经济性质的改变和网络效应重新塑造了工业经济的特征；
（4）指向包容性增长的民主化经济机会。
和Airbnb一样，它并没有让酒店停业，但为觉得长途旅行太昂贵的人们创造了旅游的多样性和更多不同的选择，对Funding Circle等平台最好的理解应该是使现有的经济模式实现多样化和扩大化，而不是取代它。
这些平台同时也正在改变消费者行为。Uber、Lyft、Gett减少了传统出租车的使用是因为它们使服务更方便和更廉价，还因为它们通过其不同的分享服务内容创造了服务的多样性。
GDP的缺点早已不是新闻，而且随着分享经济的崛起它们变得越来越突出。
经济数字化突出了GDP评估体系存在的缺陷。
部分消费体验的品质提升通常由一个无形的“更适合的产品”或通过经济学家所谓的“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来实现。
消费者剩余丈量了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额和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值。
要弄清多样性增加和自发口碑宣传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因为改变的主要是消费体验的质量。
有趣的新假说：源于数字技术的这一部分收益经常以人力资本的形式被一个公司的员工获得，（这些收益）可能通常是特定于某些任务而不是特定于某些公司，并且会随着这些员工换工作而扩散到其他公司。
交易的“本地化”也可能对物质分配有影响。
分享经济的扩张需要我们进一步改善对经济影响的评估方法，包括一些GDP不能很好捕捉到的指标。
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利用“闲置产能”会增加经济生产力。
这些例子都体现了现有资本、资产或劳动的影响力的增加。
舍基接着总结他的观点：“范宁并没有增加对音乐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而是扩大了资本的影响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均来看当相同的输入产生更多的输出时，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productivity，TFP）就会增加——包括实物资本、金融资本和劳动力。
传统的规模经济是在随着生产量增长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下产生的。
任何用户对某个产品的使用量增加都会提高其对其他用户的价值（有时是对所有用户）——也被称为“网络效应”。
硅谷投资者在一种商业模式中常常追求“网络效应”，因为他们通常都相信“赢家通吃”，比如过去的微软、Facebook等科技巨头以及当今市场中的成功例子。
巨头公司似乎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家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变化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是失去200年经济发展形成的规模经济。
我们无疑会失去一些规模生产的好处，以及当我们将经济活动的组织转向大众，我们也会失去专业性。然而，规模化的其中一些好处将不那么重要，因为扩大固定投资的需要减少。只要你可以利用家里的闲置房产，你就不需要建一间酒店。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成本曲线可能会降低，尽管斜率增加了。
许多规模经济将会被平台本身保存并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分享经济的经济模式可以真的将生产分散到数以百万计的小供应者那里，而无须牺牲在20世纪的公司中流行的规模经济带来的显著收益。
随着分享经济的高涨，需求方规模经济将更加流行。一种特殊的网络效应——双向网络效应——主导着许多平台的经济问题。
在双边网络效应影响下，平台对于任何给定用户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网络的另一端的用户数量。其价值随着平台对双方需求匹配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然而，Uber网络效应正好与之相反。
然而，这些网络效应带来的好处是高度本地化的。大多数Uber用户只关心在他们自己的城市的服务质量。
需求方规模经济在这样一个平台不会自然地产生一个全球“赢家”，而相反，在每个本地市场里可以产生一个或多个赢家。
完全可以想象，纽约的Uber司机可以集体切换到一个不同的平台（或原创一个自己的平台），而最终获得所有的市场需求。
这是因为与本地交通不同，短期住宿的需求者主要是旅行者，而不是当地居民。你会喜欢一个可以让你在世界任何地方住宿的平台，而不是专注于一个城市的平台。因此，对Airbnb平台而言，它的网络效应更有弹性。
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两个例子中网络效应的“不规则”结构使它们的经济比传统的双边市场更复杂，潜在地使它们变得更强或更弱。
分享经济创造了全新的拥有更高质量和多样性的消费体验。因此，新形式的经济活动将会出现，而不是仅仅在旧形式的商业上启用新的数字化形式。
我们要做大蛋糕，而不是简单地将它做成不同的形状。
Airbnb上出租的房间数量增加10%，酒店房间的月收入仅下降了0.34%
Airbnb订单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性，因为它们能在通常没有酒店的地方发展。
随着我们的发展，酒店的入住率也会增长。我认为这一定会在酒店行业中发生。我与一些酒店高管也很熟悉，他们似乎并不过分担心这样的情况。
对于Uber和Lyft相对传统出租车的影响情况并不是这样。关键的区别是，不仅仅是差异化服务，Uber和Lyft在顾客重视的大多数方面上都有着更高的质量
而按需服务的交通方式可能最终将对机动车行业作为一个整体产生影响，在未来十年内自动驾驶汽车在大众市场实现商业化将会更大程度加速此影响。很大一部分汽车消费者将转移到种类越来越多的按需交通服务中。
产业组织经济学告诉我们，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加，人们会消费更多，而不是更少。
很明显分享经济带来的品质和种类的快速增长必将加速，而不是减缓经济增长。
《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Century）
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研究了过去两个世纪里持续的不平等。核心观点是：不平等仍然存在，因为资本回报率r——无论是投资金融资本、固定资产或者其他类型实物（比如，分享经济将会增加其影响的资本种类）——持续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g，而工资增长率与整体经济增长率大致相同。皮凯蒂总结道：“不等式r > g，意味着过去积累的财富比产出和工资的增长快。这个不等式表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企业家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出租人，对那些只有自己劳动力的人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这个结论一旦成立，资本自我繁殖的速度将比产出的速度更快。过去将吞噬未来。”
换一种方式来说，即富人发现他们的回报以r的速度增长，而大多数人没有大量财产和银行存款，或者说大部分投资人会发现他们的回报以g这个较低的速度在增长。
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分享经济已经通过以r的速度增长的人口数扭转了局面，即使目前这种情况并不明显。
超过100万的Airbnb房主拥有大部分集中在股东和特许经营的连锁酒店里的资本。换句话说，这些变化正在扩大其回报以r，而不是g的人口比例的增长，这样有利于传统上不是财富顶端的人群。
阻止人们从工人变成持有者或投资者的传统门槛机制已经放宽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新的“微创业”机会将使曾受到传统企业限制的个人有可能发展成比独资企业更大的企业，例如ThreeBirdNest。
但随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界限的模糊，拥有可以生钱的资产的人口比例很明显极有可能将扩大。
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且是动态的。
该研究中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针对点对点网络租赁市场中耐用商品的动态经济模型。耐用商品是指使用寿命很长的资产，因此更有可能具有闲置产能。
现在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同时访问不同种类和新旧程度的产品。
这里仍然存在交易成本——你必须去搜索你需要的东西，还要到某处去取物品——但这些都是远低于买卖成本的。
点对点租赁市场引入的新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让人们可以应对新的经济风险。
无论是汽车，还是1000美元的裙子——都可以通过出租成为一个收入来源（不再是一个衣柜里的不断贬值的物品），你也可以购买价值更高的物品了。简单地说，可以让你赚钱的东西就是你可能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的东西。这会带来一种可能，有些人可能会“为了出租而购买”。这可能会增加某些奢侈品市场的交易。
换句话说，商品将被使用得更频繁，因此它们可能需要更积极地更新换代。所以虽然可能会有更少的所有者，这些所有者将更频繁地购买，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在更快地“消费”他们的资产。
所以，点对点租赁市场会影响资产的预期寿命，增加其二手销售期间产生的交易成本，不管是因为使用频率增加还是因为不爱护。
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是便利性。
相比之下，如果你通过点对点租赁市场租用，你却无法在你想要某件物品时立即得到它。尽管点对点租赁平台的普及程度已经迅速增长，但它们的普及性和流动性仍然是有限的，要到达这个状态仍有阻碍。
所有权和消费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人们明显正在朝远离所有权的方向移动。
也许最显著的一点是我们的模型预测在消费者剩余中会有巨额收入，每年仅在美国就有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订单。
第一，正如预期的那样，点对点租赁市场包括了因为买不起而无法开车的低收入消费者。
第二，从拥有转向租赁的消费者更可能是收入较低的人群，因为这些消费者都是被节省购买的巨大成本的想法所吸引
第三，租赁市场的供应者也都是远远低于平均收入的人群。
成为一个分享经济供应者也存在一些成本，所以潜在的收益预期也必须对你有足够的吸引力。
分享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来解决一些在今天的经济中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用民主化的方式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平，它是通过发展市场而不是压制市场来实现的。
社会“陷入困境”表现在其信仰体系和社会组织无法应对和解决社会复杂性带来的新问题。
——道格拉斯·诺斯，美国经济学家
Airbnb已经在与大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提出了可行的方法，来确保其房主根据其收入支付当地税款。然而斯内德曼要求获得公司的房主信息，并不仅仅是为了税收问题。
另一些人则担心Airbnb上的租房行为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已经很严峻的住宅租赁市场，如果房东或创业的纽约人都在Airbnb上出租房屋，他们就不会把房屋提供给长期租房者了。
这些标准在宏观层面上是有意义的，但在微观层面上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与类似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前一代公司相比，新一代的平台企业为了生存，在与政府关系上迅速学得聪明老成了。
与此同时，许多平台在很早的时候就将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人才引入这场混战中
与一个真正知道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人进行交流会更容易一些。
分享经济对一直以来受到高度监管的熟悉领域的服务传统带来了新的供应方式，监管冲突是必然会发生的。
该怎么建立一个有力的监管体系来维护个人自由和消费者安全，而不让6%的不良经营者伤害94%的守法经营者，而且不给城市和州政府带来严重负担？
通常与信用来源联系在一起的监管并不一定要来自政府。
点对点平台能够建立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社会可以发展出更多的理性、道德，和参与性的监管——在该模式下，使用者和供应者都平等参与，并且共同负责制定相关法规。
在通常情况下，市场实践中存在低效、不公或者不足的情况，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失灵”。这些法律法规就被用来纠正市场失灵
点对点交易大多数形式的特点是信息不对称——与意向交易相关的知识只被一个交易方所掌握。
如果没有好方法区分低质量和高质量的供应商，那么普遍来看，顾客可能愿意支付与平均服务质量水平相称的价格。基于这一点，高质量的供应商将不愿意经营，因为他们提供更高价值的服务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价格。这降低了市场的平均质量，进一步降低客户支付的意愿，进一步导致交易滞缓等，直到只剩下质量最低的供应商，那么市场要么分裂，要么像线分类网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那样处于经济的边缘地带。
在网络市场出现之前，点对点商业交易保证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将交易嵌入一个当地信任社群中（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或一个邻里社群），或寻求政府或其他第三方认证机构来解决各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对司机安全以及对距离或成本信息不对称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出租车司机筛查和计量票价监管机构得到部分缓解。
分享经济平台仅仅作为调解交易的第三方而存在，意味着我们可能对不同形式的市场失灵有一系列新的解决方案。
这些影响是一种正向溢出效应，类似于我在第5章讨论的网络效应。例如，我加入Facebook就会使这个软件对我的朋友来说更有价值
今天的分享平台把这些非正式的交易引入了主流经济，创造出了介于个人和专业之间的服务提供者——比如外出旅行时将自己房屋出租出去的Airbnb房主，或是把车租给一周只有几个小时从事商业运输工作的Lyft司机。
将适用于全职或大型的专业经营者的监管体制应用于小规模、半职业性的经营者可能会扼杀草根的创新。但是如果缺乏任何形式的保障，由于供应的非专业性，可能会产生新的市场失灵。
不管产业法律法规在今天表现得如何根深蒂固，它都是不断进化的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拥有一个折中的历史。
旨在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法规往往寻求促进某种形式的信任。
正如格雷夫指出：“在11世纪，法律体系还未能提供一个可以组织各个机构关系的框架。法院通常无法验证代理商的声明和行为，或者继续追踪一个海外的代理商。”
声誉和自利社群相结合构成了约束海外代理行为的信用规定。
信用系统的第一部分在于给予代理商高于其他任何地方的工资（例如，“溢价”）。
马格里比信任系统的第二个关键部分是商人和代理之间形成的联盟。
给成功商人带来优势的关系是建立在社区信任之上，而不是政府参与的信任。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在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的市场中建立起信用规定。在中世纪，商人们利用两个因素建立信任：
（1）信任是通过建立一个声誉很重要的环境，有腐败之名的海外代理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无法获益。
（2）通过创建将声誉与经济利益相连的有共同利益的社区来建立信任。采用共同的用人和处罚规定的商家联盟的形成，意味着腐败的海外代理商会面临更多的损失。
人们之间很大部分互动行为的组织构成是受制于我们自己的制度设计，我们将这些约束称为“体制”。
“体制”似乎理所当然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银行的出现释放了陌生人之间的经济交易市场，而现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已经不需要分享任何促进信任的社会关系了。
如果要依靠合同和产权，则需要每笔交易都要达到一定的合理规模水平。
当你的合同是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零件时，这是值得的；而如果仅仅是对巴黎的两晚住宿费用而言，这笔支出就似乎太多了。
在一个你不清楚其食品安全法律的国家，你会觉得喝可乐更安全，因为它是你信任的品牌。
政府监管机构与品牌效应相结合，即以追求长期利益为目标、遵守监管规定，以及致力于提供持续的高质量、安全的体验，这些构成了今天多数西方经济体的信任基础。
历史表明，不同类型的经济需要不同的调节方法。
（1）尽管法律法规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的行为规范通常只会逐渐改变。
（2）采用其他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体，相比原有经济会出现非常不同的性质特征，因为它拥有不同的非正式行为规范和执行方式。
蒂埃尔写道：“这可以称为‘无许可创新’，它是指新技术的实验及其商业模式通常应该被默许。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新发明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创新应该一直被允许，而它带来的问题，就算有，也可以以后解决。”
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试错的过程，但监管的特征往往是稳定性和连续性。
当新的商业模式与适用于旧商业形式的规则发生冲突时，事实上我们已经回到了一个将信任建立在社会共识和信誉上的模式里。
它依赖于数字创建的社群信任——特别是用户评论——它不是Airbnb或eBay等点对点平台上简单的一个功能，而已经在更大的范围内渗透入经济的方方面面了。
这种以大众为基础的监测方式可以补充传统的监管，特别是信誉和公众舆论是可以检验已有法律法规的缺陷，并辅助其执行的有效催化剂。
识别平台的出发点和社会的出发点（即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分歧的多种风险，以及这些分歧的风险存在的地方。例如，房主宣传其房屋的质量似乎就与Airbnb的利润动机一致，但要确保客人居住时不能制造太多噪音就可能和Airbnb的利润动机不一致了。
规章制度很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它们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但我们知道监管也会带来社会成本。
如果你现在不是监管一个每月为几千人供餐的餐厅，而是监管一个每月只为十几个人供餐的晚餐俱乐部，也许两者的检查强度就应该区别对之。
在过去及今天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实体”管理着信用、安全，并防止市场失灵。政府监管实体只是促进信用的力量之一
对于分享经济，我们的监管系统需要适应在其之上进行的交易的特点。其规模、种类和技术是不同的。试图改造旧的监管制度来适应新模式几乎没有价值。
图6.2 分享经济中信用存在的不同形式
相比之下，一些监管的新形式特别有希望将许多这样的负担转移到其他利益相关者。
对等监管、自我监管组织，以及利用数据进行委托监管。
对等监管可以代表一个从内部进行调节的公平方式，对社会来说它非常节约成本，同时它“干中学”的方式特别适合点对点市场的巨大规模。管理的公平性部分在于它到底是将监管人员假扮成交易参与者（这可能被认为是对等监控），还是（真实的）参与者之间互相给对方设定标准。
Airbnb平台上形成的那种自我监管。尽管在平台内没有官方的监管人员，但平台的审查制度——目前包括两层评论（旅客可见的公共评论和只有房主可见的私人评论）——的确起到了监管作用。
意味着新房主可以一边继续发展他们的小型商业，一边还能获得反馈，这些反馈随着时间的累积将帮助他们改善服务。
在Airbnb出现后缺乏适当的政府法律法规时，参与者们共同制定了标准，并监督彼此是否按照此标准工作。
平台可以在一个监管框架内支持无数个以不同内容区分或以不同消费对象区分的标准。
它是由政府以外的其他力量设定监管标准或者直接实施监管，或者两者均有。
自我监管系统根据其自愿水平、问责制度、实施情况和政府干预情况不同而差别很大。
这些现代自我监管组织具有很强的强制和规范的能力，甚至有着准司法的权威，因为它们拥有审计和惩处其成员的能力。
在分享经济中建立可行的自我监管组织的四个基本因素：
第一，一个自我监管组织必须在早期通过其表现建立起信誉；
第二，自我监管的实施者必须展现其强大的执行能力；
第三，自我监管组织必须被视为合法和独立的；
第四，一个自我监管组织必须利用好参与者对声誉和社会资本的关注。
加州通过在2013年建立的交通网络公司（TransportationNetwork Companies，TNCs）首先在分享经济的交通行业中开创了自我监管的先河。
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制定了利用智能手机进行点对点城市运输的汽车（出租车）司机需要遵循的一系列标准。
平台需要注册成为交通网络公司的成员，然后负责确保所有通过其平台开展业务的司机都是守法的。
当提到如何改变才能使外部影响最小化时，我们可能也会想到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协会、公寓董事会和房主协会
对平台而言，这也是一个建立信用的重大机会，因为它要开始承担这样的准政府角色了。
在将监管责任委托给平台后，会要求平台利用其数据以确保其经营者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
作为分享经济平台的一种监管手段，类似这样的方法蕴含着巨大的希望。
需要警惕的是私人情绪对商业经营边界的侵入。
数据科技作为一种检测系统性歧视行为的方法拥有巨大的潜力。
相比这种“强制透明性”，我更喜欢我提出的利用数据进行委托管理的办法，因为它减少了经常出现的隐私问题，同时还降低了泄露竞争性有害信息的风险。
作为分享经济自我监管组织——无论是平台自己，还是第三方协会——创建了信用和监管记录，并作为政府合作伙伴获得了监管合法性，他们也许还可以对集中式的政府干预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自我监管的解决方案。
这种利用数据进行委托监管的方法比实行完全透明化可以产生更广泛的调节，它为自我监管提供了发展机会——它准确反映了以分享经济平台为代表的分散市场和集中管理机构的有趣融合。
分享经济能提供的创新方法不只是能应对自己的监管挑战，还能应对之前出现还未解决的其他监管挑战。
我相信点对点保险业代表了一个极其快速发展的领域。
许多人轻率地认为，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区别，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分为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高级技能）的人和教育文化（或技能）水平较低的人。但是，这种观点可能是错误的。
——艾伦·布林德，美国经济学家
对雇用的传统审查模式——这些审查模式是在与新的“分享经济”非常不同的经济模式下发展出来的——在Uber商业模式中的应用面临巨大挑战。可以说，该审查中的许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过时了
法官的回应表明，现存的雇用结构的分类方法在分享经济可能已不再有效力。在分享经济的世界中，需要一个对劳动力的新定义。
在2015年7月活动的演讲中，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既提到了机遇也谈到了挑战：
许多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赚取外快，比如通过出租闲置的房间、帮人设计网站……甚至通过运营自己的汽车。这样的“按需服务”或所谓的“兼职经济”正创造着激动人心的机会，激发着创新，但它也在劳动保护以及未来工作的变化等方面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
这种观点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Reich）。他认为相比分享经济，更好的名字应该是“分享碎片经济”（share-the-scraps economy）。
在这个对未来的反乌托邦的观点中，工作将被定义为低收入、无福利和极大的不安全感。人们工作时间更长却得到更少的钱、收入碎片化、劳动保障体系将成为遥远的记忆，以及不理想的工作环境和不细致的监控设施。
另一个观点认为，分享经济的热衷者将未来世界的工作定义为灵活性、流动性、创新性和创造力的增强。在这种乌托邦式的未来里，个人将成为极具力量的企业家，前所未有地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年青一代真正渴望这种职业。他们不想朝九晚五的工作，为同一个老板工作，还要迎合企业文化。他们喜欢灵活，他们喜欢独立和控制权。
看起来分享经济似乎要将部分企业和政府现有的工作都变成不同形式的灵活的自由职业。
通常，外包的动机是降低成本，有时也是为了利用一个新的人才库。
把分享经济硬插入到现有的经济类型时，除了会产生监管乏力，在分享经济平台上同样会导致类似的税收合法性和监管空白问题。
首先，只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被外包。第二，高度外包化的工作只占美国就业市场的一小部分。
该变化由三个因素引起：数字平台的发展使企业可以在世界各地招聘和监控其员工；技术变革使劳动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向客户提供服务；人口大国（包括印度和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
关键的是不要仅仅看重工作技能或工作所需的文凭，而是要关注所需要的服务是否可以实现远距离电子化传输而不会影响其质量。
与传统观念相反，外包工作并不是低端的工作。不管是从工资还是从教育水平来说，技能和可外包化之间几乎毫无关系。
到目前为止，随着机器淘汰了一些工作，但它们又创造了另一些工作。然而，也许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自动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中人力工作被机器替代的速度可能超过了机器为人创造新工作的速度。
计算机在基于规则的决策等任务和简单的模式识别方面有固有的优势，但数字化使两种工作变得更有价值（复杂的交流和专业性思考）——即要求人类获得相应技能后才能承担涉及这些内容的工作。
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它会抛下一些人，甚至很多人。正如我们将演示的，对于一个有特殊技能或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好时代，因为这样的人可以用技术创造和获取价值。然而，对于一个只有“普通”技能和能力的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糟糕时代，因为电脑、机器人和其他数字技术将以非凡的速度获得这些技能和能力。
更好的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劳动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压低具有类似技能的人的工资。经济和商业的一个战略是，你不要与类似的替代品进行竞争，特别是如果他们有成本优势。
新技术的爆发将导致对高技术工人需求的上升，反过来会导致收入不平等性的增加。
分享经济平台在全行业对人的工作前景都有巨大影响
正如布林德所提出的，就像外包可能盲目发展，分享经济对就业的影响，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可能一样。
关于该新市场最常见的担心是随着更多有资格的劳动力涌入有限的市场，以及随着透明度和竞争性不断压低劳动力价格达到教科书中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状态，工人的工资会被压低。
即使在他们支付平台的佣金后，劳动者可以放心地相信通过数字劳动力市场进行自由作业可以比通过传统渠道找工作获得更高的时薪。
扩展的是市场，而不是这些领域可用的劳动者数量
换句话说，新市场使获得这些服务更容易了。
在他们想要的和他们最终得到的服务或劳动力之间有了更高的匹配性。
经济理论的预测是信息不对称的减少会增加工资，而不是减少工资。
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将介于一辆高品质汽车的价值和一个低质量的价值之间（如果买家是风险保守型，那么成交价可能将低于高低两个价格相对比率加权后的平均值）。然而，当预期价格低于车辆的价值时，优质卖家会退出市场，市场里只留下低质量的车。交易比需求的发生更少。
买家开始变得更信任二手车市场，人们的汽车贸易发生得更频繁，经济进一步增长，更重要的是，二手车的平均价格和平均质量有所增长，而不是下降。
潜在消费者现在可以依靠来自群众和专家的评估获得对不同的服务提供者的质量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此，进入这个行业的劳动者可以按照其国内由行业需求制定的行业标准来设定自己的报酬水平，在相比购买力较低的国家里劳动者，可能会意识到他们的技能比他们认为的更有价值。通过这种方式，在供应者中减少信息不对称可能会抵消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尽管从长远来看它是否会彻底抵消这些负面影响仍然不明确。
在各领域里，一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专业化程度。
然而在分享经济平台上，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有趣的多面手的复兴。个人和专业之间、正式工作和休闲之间日渐模糊的界限为非专业人员创造了大量机会。
分享经济平台通过启用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而远离了专业化——这些非专业人士由分享平台授权获得了可以面向市场的服务能力。
今天，工作可以发生在越来越多的小时间单元里，间隔短至一到两分钟。分享经济催生的新市场使我们能以更精密和更有效的方式供给劳动力。
劳动效率提高不是通过榨取更多现有劳动者来实现，而是寻找浪费掉的可以变成工作的时间。
任务经济
在过去，雇用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去执行很多小任务并不可行，因为这样一个组织的行政成本非常高。今天，越来越多的小任务可以越来越容易地以最小的交易成本外包给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
工作被分成更小的单元或特定任务，因此公司组织可以和过去一样让一个全职员工做更多的工作，或者让原来由一个全职员工完成的工作由一个或多个兼职外包劳动者来完成。后一个组织方法的优点是有更大余地去保证任务在时限前完成，而且确保没有白拿工资的闲人。
工作和技能进行匹配变得越来越自动化，这也使公司组织更容易与在不同时区的外包劳动者进行合作。
一份通勤时间长、花费高的全职工作可能比不上两个在家进行的兼职工作。
分享经济是否将最终代表微型自主创业者（microentrepreneur）——一个可以选择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工作和工作强度水平也取决于他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值的个体从业群体——的崛起？
第一，雇员/独立承包人的问题不是新问题。
明确的主雇关系和明确的独立经营者之间存在着的巨大中间态，引发了许多法律问题。
劳动力分类是一个历史上的棘手问题，而不是新的分享经济企业巨头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第二，对“雇员”与“独立承包人”进行定义不是做算数。
第三，真正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劳动者热切希望从事全职工作，而是希望从目前的状态中获得专属的好处。
第四，最近许多新闻报道强调的在分享经济中，当前和未来的就业差距可能与平台本身关系不大，而与在点对点平台兴起之前劳动法的普及等条件有关。
分享经济中的独立经营：“一般来说，这些人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稳定劳动力，而是一个灵活的、可伸缩的网络劳动力——即‘零碎劳动力’，可以根据需要和适合程度随时启用和结束。”
第五，目前的劳动法带来的约束使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很难轻易出现。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当前的法律结构下，我们看不到足够的空间使得在平台对劳动者的福利和其他保护措施下，灵活的按需劳动服务能自如地供应。
在美国，有种解决方式中提出了建立第三个类别，称为“专有承包人”或“独立雇员”。
在此期间，我感觉为特定分享经济创造一个“安全港”的平台是非常有用的，这样的平台可以向他们的独立承包人性质的供应者提供福利、培训、保险，以及其他形式的保护措施，而不会触动将这些供应者进行重新分类的要求。
这封信设定了许多原则来指导创建这些便携式福利。其中包括对模型的要求：
（1）独立：任何劳动者都应该作为一个个体来获得某些基本的保护，无论他们从何处获得收入来源。
（2）便携性：劳动者在出入各种工作场景时都应该获得福利和保护。
（3）通用：所有劳动者不管其就业状况如何，都应该获得一系列基本的福利待遇。
（4）支持创新：企业应该不管他们所用劳动者的种类，都要去探索和试点保障网。
弹性保障（Flexicurity），这是一个由“灵活”（flexible）和“保障”（security）组成的合成词。这个模型提出的劳动政策允许双方在合同和就业流动形式上有更大的灵活性，通过积极主动的职业培训计划来实现；它能确保人们在工作转换期间的收入稳定。
一个更有力的可行性存在于另一个想法，即由政府来担保固定的月收入。虽然这想法似乎非常极端
而这种社会保障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在于，担心它会降低人们工作的动力。然而，我们从之前的实验中得到的一点证据却证明并非如此。
这样一个模型需要有三个特点：自由选择（劳动者可以脱离雇主独立选择福利）、创新性福利（一个保障体系适合在多个平台工作的人们的现实需求）和灵活支付方式（让劳动者和一个或多个“雇主”共同分担）。
另一种可能是让平台本身承担责任。通过提高其收入来保护劳动者可能不仅仅是简单地做正确的事，它也可以是智能化的资本主义。
今天的互联网市场不仅仅是匹配和比价的信息交换场所。相反，它们是新市场的混合体，将某些特定活动（品牌化、信任、支付、有时还有定价和客户服务）集中起来，同时将其他行为（创建供应基础设施和实际服务提供）分散出去。提供持续高质量的品牌服务体验要求可靠、稳定的高质量劳动者的供应。
平台最重要的经济“输入”就是它的劳动供应者。确保他们是受到保护的、安全的，然后他们才会更关注于自己的劳动工作，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长期的商业价值。
这些风险可以部分通过创建一个特定于平台的劳动保障网并且建立一个与供应者的长期合作来缓解。
在第3章的表3.1中，我对很多用来对平台进行分析的不同维度进行了简要概述。要评估平台是否支持创业，你可以重新对照表格，检查平台上哪些方面的规定与传统的合同工相似、哪些方面更具创业精神。
最重要的是要看该平台是否做了任何事情去孵化羽翼未丰的微型企业。
表8.3 评估一个平台是否支持创业的因素
当供应者可以选择客户，客户也可以选择供应者时，这些标志着更大程度的独立，因为它允许创建特定于供应者的客户关系，这种关系更有创业性而不是承包性质。
平台可以提供的孵化形式与允许的独立水平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
大多数都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信用方式，让它们的“空间”成为一个培育它们业务安全的地方。
一个简单的评价角度是平台是否提供进行经济交易所需的基础设施（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
“平台合作社”是指由供应者自己共同拥有分享经济平台并通过风险投资以外的机制进行融资。
但经济理论表明，当劳动者的贡献水平差别不大、外部竞争的水平很低，或不需要为了应对技术变化进行频繁投资时，劳动合作社比股份公司更有效率。
分享经济中许多活跃的参与者将财富分享视为一种道德的必要；其他人则认为它有很好的商业意义。
要构建起一种商业模式，它会给劳动者带来尊严，以及随着获得所有权而带来的激励，从而增强其韧性和品牌价值。
然而，当它落实到真正去创建合作社的时候，许多创业者发现用共有模式构建一个有扩展性的商业机构时，其发展道路遇到了挑战。
第一，他们的价值体系比他们的价值主张更深思熟虑（换句话说，他们倾向于过分关注如何分享财富，而不是首先强有力地建立起价值体系）；
第二，她在种族研究中观察到分享经济合作社中存在严重的阶级、种族、性别的排他性。
许多新的供选择的融资模式正在形成，使“分享财富”这一愿景在分享经济中变得可行。
随着不同的平台合作模式实验的继续，一个不同却熟悉的想法——分配平台股票（保持股份公司模式）给供应者——似乎是分享经济财富的最务实的短期方法。
在工业时代，当工人觉得老板从他们身上不正当地获利时，就会发生劳资纠纷。我想在网络时代，我们会看到劳资纠纷发生在当人们被毫不客气地从按需劳动力市场中被排除出来的时候。
关键理念在于我们如何评估我们的供应者、分享经济的劳动力，以及这些数字化的评价如何影响劳动者获得工作的机会。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工作机会也影响一个未来的工作机会。
自动推荐系统可以放大这种偏见，促使潜在的消费者选择此前已经有了较高分数的产品，在小范围内使其更加受欢迎。
这是基于用户反馈数据的评级系统的进化论的一面。强者愈强，适者生存。
很可能“推荐参考”会偏向于那些已经建立了良好声誉的任务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我们获得工作机会影响更大的将是在线反馈系统的“公平性”，而不是现实世界的审查机构提供的资格认定或LinkedIn上的档案列表。
这些数据可以采取排名、评论、成品、图片以及收入报告等形式。这些数据是该系统的核心，今天的市场就是利用它来建立信用的。
雇员数据的可移植性将赋予劳动者力量，为他们再就业装备强大工具和有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来直接提供给市场的潜在客户。
我们必须主动进入这个激动人心而又不确定的未来，努力准备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工作的重新分类、社会保障体系的筹资、新所有权结构的创建等。
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没有哪种未来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分享经济还处于婴儿阶段，我们一定会看到两种情况的混合体。但我们做出的决定，将决定在未来十年哪一个占主导地位。
在住宿、交通、自由劳动者等领域最早看到了分享经济引起的巨大变化，但商业地产、医疗服务、能源生产及配送等领域将很快跟进。
叠层制造革命将改变制作工艺，将生产越来越分散到大众人群中。区块链革命可能创造全新的可能现在还没有开始萌芽的全球化交易。
随着人们参与分享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信用也不断进化从而发挥关键作用，使“看不见的基础设施”的普及成为可能。
深化我们对社会信用数字化以及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很可能会意识到要解锁分享经济的真正潜力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规划、管理以及对住宅分区和监管机构功能的激进改革。
事实上，由网络驱动的发掘低效利用资源价值的过程——无论是物质化以及资金化的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和才能——不仅不会停止还在不断加快。长期效益不仅包括效率和生产率的增长（其增长数据大到足以显示在宏观数据中），还包括制造了大量的新工作，而这些工作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技能。事实上，那些担心自动化会破坏和抢夺就业岗位的人应该重新思考分享经济，然后舒一口气。
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求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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