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功利主义与法的精神一文中提到过正当防卫，在读了今天的内容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正当防卫的内在精神做一个深入探讨。书中说到判断是否是正当防卫，需要去判断一个人在进行自我防卫的时候是否是故意的。
我认为，对这个故意的解读，是判断正当防卫的关键。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故意并不是指的对行为的自知，因为凡是法律上判定的正当防卫，行为人至少是对自我防卫的行为是知晓的。第二点要说的是，我们看国内最近一系列判断正当防卫的案件，无一不是存在着防守反击一说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故意是对于行为是主动还是被迫的界定。对于被迫而言，必然会存在事件危急情况的界定。界定非常的难以判断，怎么样才算情况危急，比如如何判断施暴者失去了施暴能力，是在彻底丧失抵抗力后还是在失去伤害他人的能力后？我们要关注事件的危急性，对于这种危急性，当事人判断力起伏必然是很大的，而我们是否能站在事后旁观者的角度去界定事件的危急性呢？这些都是正当防卫案件需要关注的要点上。
而回到洞穴奇案中，这个案子的施暴者是谁？我们无法在客观上找出一个准确的施暴者来。而在主观上，我认为有一个明确的施暴者——饥饿。对于事件的危急性而言，我认为是可以判断危急的，无论是事前判断还是事后判断，都可以简单断定：如果不采取行动，洞穴里面的五个人都会死。所以饥饿就成了危急五个人生命安全的明确施暴者。
正当防卫是对于施暴者的防守反击，所以饥饿能否成为一个人杀人的理由呢？我们先不讨论这点，我们从一个小的命题入手，一个人是否应该为了避免偷窃面包而挨饿致死？这个问题，可以从法律和道德上出发。
从法律上出发，这无疑是错误的，并且从之前的案件中我们能够得出答案：不应该偷窃，即使是饿死。
从道德上出发，我们需要细细讨论。有人说，为了面包而犯罪，这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社会的错误。但这句话放在本案中不合适，因为这个社会是由于客观因素形成的，并且这个社会是否构成了文明社会也需要另做讨论。所以，我们不从这个观点上加以引申，还是回到洞穴奇案的道德讨论上来。
要对本案的道德观讨论，我认为就是要分析本案的社会构成是否是文明社会，又或者本案是否是脱离了社会的其它结构。从而，我们需要引申出本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自然法是否存在？ 我认为，只有分析清楚自然法是否存在，或者说只有支持或者否定自然法的存在后，才能判断本案的社会构成，从而才能从根本上判断本案的道德问题。
要认清自然法是否存在，需要先了解作者或者大众一致认为的自然法到底是什么。自然法更多时候是相较于实证法来说的。自然法讲究的是理性以及“应然”状态的法律，而实证法更强调“命令”，即统治阶层的意志，是“实然”状态之法律。在西方社会，自然法渊源已久，和宗教也有一定相似性。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有一套理性的自然法则存在，就像信仰有上帝存在一样。
因为认为它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就奠定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所以认为“恶法非法”，与实证法学派的“恶法亦法”相对立。
自然法学派内又分很多派系，也有很多代表人物。
诸如 阿奎那 格劳秀斯 霍布斯 洛克 卢梭等
我们不必因为其宗教属性就彻底否认自然法的存在，虽然读过了卢梭的基本著作后，我有想否定它的冲动，不过我还是想探寻一下。所以，我迫切想知道，自然法最基础的法是什么？就好像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和“上帝”推导出它整个哲学体系一样。可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确切的找到。我从各位思想家的思想中能感觉出，自然法就像一个二元论一样，人们心中存在一个理想的模型，但又不似二元论一样能够理性完美的描述出这个模型来。
我意识到，不同的人心里的自然法是不一样的，自然法受限于阶级、时代背景等等，无法真正蜕化为“绝对正确”的元法。不过你不能说自然法又不存在，因为你去思考它，它又的的确确会出现在你心里。
讨论到这里，似乎去思考洞穴奇案的社会构成已经没有了意义。因为是否构成一个社会取决于人们的信心，或者说信念。脱离黄金的法币之所以是法币，是因为人们信任它，所以我认为，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也是由于信任的缘故。而洞穴奇案里的人，我认为是不存在信任的，也就是说这不存在社会，或者说存在脱离了文明的社会。
从脱离文明社会的立场来看，我又认为从道德上这些人并无过错，可是他们短暂的脱离了文明社会，在之后又迅速回归，多么的讽刺啊。我想起自杀的人在自杀时的求生欲，以及获救后再次面临困境后的绝望。或许，我又没有理由去嘲讽他们。
（2020年4月4日） Day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