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当中国统治世界》, 《关系》,《老北京最后的日子》,《工厂女孩》,《中国行》
在英文的书架中，寻找主题为“中国”的图书，会冒出很多这样的封面设计：大红色的背景，鲜红色五角星占据主要位置，同样鲜红的书名中，“CHINA”这个词的字体总是放得最大。这里介绍几个老外写中国的流派，看看他们都有什么不同的视角。
“学院派” 中国发展路径的讨论
西方人写中国，宏观地讨论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些图书是最多的，这恐怕与目前世界上讨论得热火朝天的“中国崛起”有关，写这些图书的作者，可能并没有在中国居住的经验，顶多访问过几回，和国内的一些学者有过联系和接触，有的可能甚至连一次都没有来过中国，不过，他们可能在本国的大学里做过了详尽的研究，基于大量的文献、数据等研究资料写成关于中国的学术作品，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学院派”。
这一类写作者，最为熟知的当然就是《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2009年，奈斯比特以《中国大趋势》再次进入大家视野，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名声很响的还有经济学家马丁·雅克，他并未在中国居住过，但《当中国统治世界》中除了经济问题讨论之外，还用上了大量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朝贡制”这样西方人不熟悉的文化观点，以阐释中国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会出现和西方文明不同的另一种现代化文明。
学术界探究中国发展之路的角度数不胜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的《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指出了中国从自由市场向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的《走出神话》中，则认为中国经济成功证实了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以上只举简单之例，世界上与中国发展之路相关的讨论数不胜数，但这些没有在中国居住过的外国专家所写的中国，可能也只能局限于学术界自身。
“经历派” 各类职业的作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就成倍猛增，能写的也不少。这些有过居住经验的老外往往在中国呆了很多年，汉语或流利如国人，或生疏如从未来过中国，但他们都能将自己的工作经历整理出书，附带上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经历派”。
就以上提到的中国模式大讨论中，也有来自驻华外国人的声音，凭借亲身经历，他们对于为何中国经济发展迅猛这样的问题的解答，可能更具体一点。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前驻京记者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写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震撼了很多人，它对中国的城市化、能源消耗、经济发展等现状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和全面的考察，并因此在继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之后获得当年的《金融时报》最佳商业图书奖。
住在中国写中国的作家中，“经历派”是最多的，但并不局限于能写的驻华记者。商界里就有很多能赚钱能写书的人，而且还能写商界里的“中国特色”，比如译林出版社曾经引入过西班牙作家胡安·费尔南德斯写的关于中国特殊的人际网络的书《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就来到中国的迈克尔·梅尔(Michael Meyer)，他目前代表国家地理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项目在北京工作，他曾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居住过两年时间，2009年，他就观察到的老北京胡同和胡同居民在迅猛的城市规划漩涡前所面临的困境写进了《老北京最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一书，这位作家因此在一些评论中被与另一名美国大作家，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美国城市生死》作者詹妮·雅克伯相提并论。
“旅行派”和“人本派”
更关注真实个体
如同中国作家也会写欧洲游记之类的书，老外写中国，也常常会以旅行形式来写，旅行日志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并不一定表面化，事实上，老外写中国有趣深刻的一些书都是“在路上”，我们可以叫他们“旅行派”或“探险派”。
200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名驻华记者罗德·吉福特(Rob Gifford)花了6个星期时间，沿着312国道线，一路从上海长途跋涉近3000英里，穿越戈壁滩沿丝绸之路前行最终到达新疆。在《中国行》（China Road）中，他记录下了公路沿线的各个普通人，城市和村庄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的反应。
横穿中国的作家不只一个，另一名1979年便曾居住在北京的记者兼作家格拉汉·恩尔肖（Graham Earnshaw）也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去年，他出版的《长走中国》（The Great Walk of China）记录了他从上海一路双脚走到西藏的旅程，是名副其实的旅行日志，但也同样对中国内陆从未有外界关注过的偏远地方做出了深入的观察。
当然，目前最知名的一本与在中国旅行有关的书便是《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加上何伟此前同样写二三线城市的两部作品《江城》（River Town）和《甲骨文》(Oracle)，三本书构成了“中国三部曲”，他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当前描写当代中国最深刻的外国作家之一。
何伟的写作方法中，更多的时间是将自己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通过常年的追踪观察大变革之下个体的生活和情感，他其实可以被归类为另一派，也是让大众读者最能深刻产生共鸣的一种写法——“人本派”。
这种流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何伟的妻子，《华尔街日报》前驻华记者张彤禾(Leslie T.Chang)的《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与何伟一样，她同样是在采用了大量的社会学和新闻调查前提下，将关注点放在普通的东莞打工妹身上，通过长时间的追踪采访，对个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做出生动的描绘。
相比学术类的宏观大作，和依托工作经历的中国问题讨论之作，“人本派”的作家们并不会直接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而是抛开个人意见和情感，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这类作家有着小说家般的细腻情感，又有着纪实作家的客观和冷静，往往通过事实让读者感知到中国大变迁中人的真实状态。这种写法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是真正的作家调研和创作，然而，它交出的对中国的描写也许更为生动、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