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作为新一代AI技术的代表，深刻嵌入并影响着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其在提升学习研究效率、拓宽认知阈限、重塑人机互动模式等方面带来极大突破，也会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模式产生潜在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从个体、关系与社会三个维度进行探讨。
肉身存在不必物理性在场，以数字具身的方式实现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规则与秩序建构，是智能传播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3]。智能场景的互联与渗透打破了人的肉身与智能设备之间的关系，肉身也转变成为数字化生存中的一部分，作为数字化存在的数字具身，参与到信息的互动与交往之中。当前，躺平心态以戏谑和调侃化的方式流行于大学生群体中，躺平人所处的算法社会印刻着数据的痕迹，隐含着对效率的要求，如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说，“功绩主体投身于自由的约束中，即追求效率最大化，进行自我剥削”[4]85。躺平背后的逻辑实则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数据化生存的自我要求，当人的生存场景依赖于数字化，人的认知、态度和相应的行为会更加依赖于数据和数据结果。场景和空间的转化也更依赖于智能设备和基础设施，智能逻辑取代个体主观能力的可能性也随之而来。思维降级、逻辑断联、个性渐弱，这些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致使大学生的思考能力不断弱化。
进入算法社会，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浏览和点击的足迹、游戏或者娱乐的数据，算法都一一记录并预测着我们的生活。算法不仅能够实现实时抓取数据，还可以预测行为，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足迹无时无刻不被算法收集、计算和推荐。ChatGPT的使用过程中的互动与对话行为，算法可以迅速捕捉和分析输入、回复的内容，推荐算法可能会将相似的观点进行推荐，相似的信息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大学生原有的价值观，忽视多元化信息。
数字化生存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图景，但是智能驱动下的数字具身传播，带来全新的时空关系。首先，隔空社交，跨屏交往已然成为年轻人流行的社交方式。在数字化场景中，平台算法推荐会让原本广阔的弱关系社交变得局域化，智能化的算法推荐机制对社会关系网络的搜索、浏览轨迹的跟踪、兴趣图谱的抓取以及大数据画像的描绘，使得社交范围圈层化现象让人无法忽视。在社会交往层面，借由大数据映射的却可能是小圈子，封闭的社交圈层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巩固，而非社会关系的拓展，社会交往的范围可能会变窄。
其次，ChatGPT作为聊天机器人本身没有情感，但是大学生可能会在持续习惯性使用中出现“移情”现象。由于ChatGPT多变的身份、惟妙惟肖的语言表达，知情达意的语义输出所展现出的类人表现，大学生易将其看作为自己唯一信任的虚拟伙伴。互联网世界中人与人之间通过节点相互连接，每个人都是节点的一部分，相互连接、实时共享、频繁交互，极大地打破了原有单个个体或组织的角色界限。而ChatGPT的出现，集强大的数据规模、空前的计算能力以及深层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等算法技术于一体，大学生可能会将其作为一个自己与世界连接的唯一的“大节点”，比如用ChatGPT代写作业，而导致其他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交往频度和交往深度大幅度减弱。
社会共识的形成建立在社会公众内在的自觉认同基础之上，公共意识文化的培育和传播尤为关键。媒介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和过程影响着社会共识的形成。在大众传播时代，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伊里县进行总统选举投票意向调查，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认为意见领袖是信息两级传播的中间环节，信息经由意见领袖再到一般受众，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社交媒体、推荐算法等渠道向大学生传递信息，因为信息获取渠道的便利、多元和全面，以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可能会成为人工智能背景下大学生的新一代“意见领袖”，从而通过推荐算法和个性化服务进一步影响和塑造大学生的价值观。在社会认同上，ChatGPT这类人工智能与大学生交互时，可能会传达出某种价值观或态度，而这种价值观或态度可能被大学生视为社会认同，大学生可能会感到与ChatGPT这类人工智能的互动是一种社会认同的方式，他们可能会更容易接受这些价值观。
